赵冀芸
我第一次记住奎屯站这个名字，是在父亲的肩膀上。
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夜晚。父亲在奎屯站的货场上班，专门负责检查货运列车。那天，他轮到夜班，家里没人照看我，他只好把我带到了货场的办公室。他把我扛在肩上，走进那间亮着黄光的小屋，然后轻轻把我放在办公室的木椅上，说：“爸爸去检查货物，你在这儿等着。”桌上摊着作业通知单，旁边是半壶凉茶，几位老师傅的玻璃杯搁在一边，茶叶早已沉入杯底。
窗外的月光薄薄地铺在货场上。父亲攀上一节节装满货物敞着顶的车厢，弓着腰量尺、画线、控制货物装载的高度。乌黑的煤块在月光下泛着碎光，他要确保每节车厢的货物都装得牢固、码放整齐。检查完最后一节车厢，他转过身，双手攥紧梯子两侧的扶手，脚探着往下踩，一步一步走下来，深蓝色的工作服在夜风里被吹得呼呼作响。落地时，他的鞋子踩在石子上，身子微微一沉，随即直起腰，用手电筒的光柱扫过一辆辆货车。他心里只装着一件事：每一趟车，都要平平安安地发出去。远处，机车的头灯刺破夜幕，车轮碾过钢轨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咣当声。父亲转身朝办公室走来，身影在月光下拉得很长。办公室里，隔壁值班室的师傅正伏在案头，手里的印章一下一下落在单子上——“砰砰”，不紧不慢，像这货场夜里独有的心跳。父亲推门进来，带进一阵冷风。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个夜晚是我对铁路最初的记忆，也是父亲那一代铁路人对“责任”二字最朴素的注解。
每年暑假，他都带我坐火车从奎屯回乌鲁木齐看爷爷。那时，火车要跑4个多小时，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汗味和泡面味混在一起，可我却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安心的味道。
“下一站是——石河子。”广播一响，父亲就用胳膊碰我：“到哪儿了？”“石——河——子。”我奶声奶气地答。“再下一站呢？”
“玛纳斯、呼图壁，然后昌吉，最后乌鲁木齐！”父亲咧嘴笑了，从兜里掏出奶糖。旁边的旅客啧啧称奇：“这丫头，背站名比背诗还溜儿。”我心里想，诗里没有石河子的棉花地，没有玛纳斯电厂的白烟，也没有昌吉的丸子汤。这些都是父亲指给我的，每一站都有故事。那些站名串起的，不只是地图上的点，更是天山脚下一个个人间烟火的日子。后来，动车开进了新疆。从乌鲁木齐到奎屯，4个多小时压缩到了1小时50多分钟。父亲喝了二两酒，脸膛红红的，高兴了一会儿，忽然又有些怅然——那些在车上慢慢教我认站名的时光，原来是他能给予我的全部陪伴。列车提速了，日子也提速了，可有些东西，值得慢慢品、慢慢念。
毕业后，我成了奎屯站的售票员。面前是电脑，手里是一本磨起毛边的《全国铁路客运运价里程接算站示意图》。3000多个车站，我半个月全背了下来。师傅说：“光背会不够，要心里有。”
我慢慢学会了让声音慢下来、柔下来。有位老人买票时说：“姑娘，你声音真好听，跟我孙女似的。”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什么叫“心里有”——不是记住每一个站名，而是听懂每一句乡音背后的期盼。后来，我开始接发列车、当客运值班员，看着复兴号开到新疆各地，看着父亲把那个旧手电筒放进箱子底。时代在变，速度在变，但铁路人对安全的敬畏、对旅客的温情，从未改变。
2025年春，我成为一名铁路宣传骨干，能够用笔和镜头，重新走进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世界。从此，我的镜头开始说话，我拍凌晨4点组织旅客乘车的同事，拍风雪中在钢轨旁忙碌的工友，拍第一次独自乘车的维吾尔族老人对着刷脸进站的机器竖起大拇指，拍务工返乡的劳动者和复兴号上看绘本的孩子。有一次，我坐火车去阿勒泰出差。车厢里，有去喀纳斯旅游的背包客，有回北屯探亲的职工，也有背着行李赶路的牧民。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趴在窗户上大声念着站台上的字：“克——拉——玛——依。”小女孩的母亲不好意思地笑：“她刚学会认字，见什么念什么。”我蹲下来，笑着问：“那你知道下一站是什么吗？”小女孩摇摇头。我指着窗外：“下一站是福海，然后是北屯，再然后就是阿勒泰。你一个一个念，念完了，就到地方了。”我忽然眼眶一热。这不就是当年父亲做的事吗？一个站名一个站名地教，一站一站地往前走，走着走着，一个孩子就长大了，一段岁月就翻篇了。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站在奎屯站的站台上，一列复兴号正驶出奎屯站，车头的灯光切开暮色，一路向西。看着那道白色的光消失在戈壁尽头，我知道，第二天我还会扛着相机站在这里——那个曾经趴在货场窗户上数火车的小女孩，已经学会了用笔和镜头，把念过的每一个站名，变成这个时代最真实的铁路风景。
站台很小，小到容不下太多人；站台也很大，大到能装下整个中国。每一趟列车，都是流动的中国；每一个站名，都是回家的路。在列车再次启程的今天，这条路，正向着更远的地方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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