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轨上的父亲,隧道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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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英
  大瑶山的岩层记得你一钎一锤的青春,钢轨记得你铺就的路,我笔下的字句,记得你从未离开。
  我是在钢轨的震动里长大的。那种震动不是瞬间的冲击,而是缓慢、坚定、持续不断的脉动,像大地深处的心跳。童年时,四川大山的村子很静,只听得到清晨的鸡鸣和黄昏的牛铃声。每当邮递员宋叔叔来村里送信,我就蹦蹦跳跳跑过去。我以为宋叔叔是从父亲所在的地方来的,于是总问:“宋叔叔,看到我爸爸了吗?”“三娃,我看不到你爸爸,我是本地邮电局专门送信的。”拿着黄皮信封,我感觉远方,好远的远方,总会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由远及近,又渐行渐远。绿皮火车的车窗映着夕阳,车厢里的人低头翻书或望向窗外,而我趴在门口的晒谷坝上,听那声音一寸寸靠近,又消失在暮色里……
  母亲说,父亲他们在修铁路、打隧道。父亲是铁道兵,也是最早一批走进大瑶山的人。父亲很少谈及那段岁月,他的沉默像隧道里的岩壁,厚重而坚硬。偶尔吃饭时,他会停下筷子,盯着窗外电线杆的影子出神,那是风吹动了电线,晃动的影子像极了当年隧道口摇晃的马灯。母亲轻声对我说:“他又想起大瑶山的风了。”
  大瑶山的风是冷的,尤其在冬天。父亲说过,刚进山的时候,他们住在自己搭的牛毛毡木棚里,屋顶铺着茅草,夜里能听见山泉奔涌和野猪的低哼。白天进入隧道,风钻机一响,耳朵就像被锤子敲打,嗡嗡作响几天不散。粉尘扑面而来,下班回到工棚,只有牙齿和眼球是白的。这就是父亲那代铁路人工作时的真实模样。铁路作家蔡宗周这样写道:“在大瑶山的褶皱里,14295公里,他们大多是农村来的单身汉,住的吊脚楼四面漏风,冬天的山风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那些夜晚,我在工棚里就着昏黄的灯写他们的故事,手指写到打结,虎口酸麻到握不住笔,眼泪砸在稿纸上,晕开一个个湿痕。我写他们的思念,写他们的寂寞,写他们在危险里摸爬滚打却从未动摇的坚守。”
  他深情描述着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后来大瑶山隧道通车那天,我站在洞口,看着列车像一条钢铁巨龙呼啸着穿过山体,突然就红了眼眶。那些在隧道里摸爬滚打的日子,那些骨折后依然挺立的身影,都成了大瑶山睁开的眼睛,正翘首望着远方的山海。他们修了一辈子铁路,有些人甚至没坐过一次卧铺,可他们亲手凿开的隧道,却载着无数人的思念与希望,奔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蔡老师的文字,我看一次哭一次。我也想成为像他一样能照见、能还原真实的作家。
  于是,我拿起了笔,写父亲和他的工友被困三天三夜的往事,写黑暗中只有一盏昏黄的马灯,写救援队把他们从碎石堆里扒出来时父亲的指甲缝里全是血泥,写父亲只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今天又前进了三米”。我常想,隧道掘进和人生掘进竟如此相似——都要在黑暗中摸索,都要一钎一锤地凿开坚硬的阻碍。父亲年轻时的每一天,都是在岩层深处度过的,那不是简单的施工,而是一场与时间的对峙、与自然的搏斗、与自我意志的较量。他和他的工友们用青春作钻头,用信念作推力,把一条通向远方的路,硬生生地挤进了山的心脏。
  13岁那年,我和妹妹第一次跟着母亲走出家乡。那是父亲探亲假结束返回工地的前夕,我们坐上了开往坪石的绿皮车。车厢里挤满了人和行李,木质绿皮座椅被磨得发亮,车窗框上还留着经年的油渍和指纹。三天三夜的车程,我几乎没怎么睡,眼睛一直追着车厢里来回走动的列车员。她穿着藏蓝色制服,帽子端正,步伐利落,神情从容。我忍不住问母亲:“她是谁?”母亲笑了笑:“她是列车员,跑这条线的。”我愣住了,因为那身制服让我想起父亲上次探亲回家时穿的那套,一样的颜色,一样的肩章,一样的干净笔挺。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身衣服里有一种力量,能把人带到很远的地方,也能把远方的光带回来。我悄悄对自己说:以后,我也要穿上这样的制服,走在长长的列车上,像她那样,把山里和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
  后来,我真的成了列车员,在钢轨上奔跑了20多年。再后来,我拿起笔,把车窗外的风景、车厢里的人事、钢轨的声响,都写进诗行和散文里。大瑶山隧道,那条父亲用青春凿开的路,也成了我文学创作的铁路自留地——每一次经过,我都会用心去记、用情去写,因为那里埋着他的汗水,也托举着我的梦想。我第一次值乘坪石至广州的绿皮车那天,父亲还没退休。有时,他还坐我值乘的车去雷公尖隧道上班。火车穿过隧道的一瞬间,车厢微微一暗,随即又被光亮包裹。父亲忽然用手指敲着车窗说:“这一段,有我打的炮眼。”灯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我看见他鬓角的白发像隧道壁上凝结的水珠,细小却闪着冷光。他的手掌粗糙得像枕木,关节粗大变形——那是常年紧握风钻留下的印记,那一刻我更加确定,我的文字,也是他一钎一锤凿出的回声。
  1998年父亲退休后,喜欢坐在铁路边听火车经过。为了和他的隧道更亲近,父亲和他退休的老工友直接在铁路附近开垦荒地种菜,与其说是种菜,不如说是种他们的铁路情。每天,父亲和他的老工友都会不约而同带着铁锹去路基“巡察”,行车安全成了他们记忆里最清醒的警钟。已退休回永川的王叔,一次和老伴拌嘴,颤颤巍巍背着包就要往高铁站走。他要坐火车回广东坪石,回他的大瑶山,回他打隧道、守桥的地方。父亲、王叔,所有修建大瑶山隧道的工人叔叔们,他们说现在隧道亮堂了,列车跑得快了,不像当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可我知道,无论隧道变得多么明亮,那段在黑暗中掘进的日子,永远嵌在他们的骨血里,就像钢轨记得每一列经过的火车,岩石记得每一声风钻的轰鸣。
  12年前的冬天,父亲走了,当时我在值乘的路上。接到电话那一刻,我坐在餐车上,列车长默默递纸巾给我。后来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在旧木箱底找到那本泛黄的日记本,扉页上是父亲用钢笔写的字:“修好这条路,让山里的人走出去,让外面的东西运进来。”墨迹已淡,笔画却依旧有力。窗外,一列火车呼啸而过,风笛声长鸣,仿佛替父亲说出了他未说完的话。
  如今我也退休了,却依然在纸上继续“奔跑”。每当车轮与钢轨撞击出熟悉的节奏,我就觉得父亲还在身边。他没有离开,只是化作了钢轨延伸的方向,化作了隧道里那束永不熄灭的光。那些在大瑶山深处流过的汗水,那些被岁月磨平的棱角,都在每一趟飞驰的列车中,在我一行行文字里,得到最安静的纪念。钢轨向前延伸,穿过崇山峻岭,穿过岁月长河。我知道,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父亲正微笑着,看着这列载满思念的火车平稳地驶向他亲手开辟的道路,也驶进我作为铁路作家、铁路诗人的字里行间。
  这篇文章,是我为父亲写下的——为了纪念,也为了不让他被时间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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