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着墨香的《山花》

　　《山花》，是当年我在伊图里河铁路分局工作时参与编辑的一个乡土文学期刊。说是期刊，其实是把30多页油印后的纸张装订起来的小册子，类似当年的“活页文选”。前段时间，常住在山海关的老朋友蔡昌旭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几页《山花》“创刊号”的截图。纸张已经泛黄，但是清秀的字迹依然清晰，似乎还在散发着墨香，40多年前的“老朋友”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伊图里河铁路分局是依地名而命名的。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发内蒙古大兴安岭开始，牙林线一路穿山越岭，不断向北部边陲延伸。操着不同口音、有着不同背景的退役军人、大学毕业生和一批又一批筑路工人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在这里，在修建铁路的同时，也形成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文化的融合，让沉寂的大森林有了文化的气息和活力。

　　严寒下的火热生活，点燃了铁路职工中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激情。平日里，几个喜欢舞文弄墨的铁路人，不时在报纸、广播上发表些豆腐块文学作品，被职工家属们亲切地称为“土作家”。

　　“为火热的生活而歌，为我们自己而歌”的信念把这些“土作家”们维系在一起，刚刚建成的伊图里河铁路分局文化宫成了我们的“根据地”。那是197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迎着大兴安岭的狂风暴雪，在运输单位、分局机关、中小学校以及公检法部门工作的蔡昌久、冯福民、李元坤、宋长禄等，在以写小说而远近闻名的周永生的倡导下又一次聚集在一起，也就有了“编辑部”的故事。当年我22岁，是“编辑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大家激情澎湃，一通畅谈后，文学期刊《山花》的名字呼之欲出。

　　山花，是一种常见的野花，学名杜鹃花，但是山里人更喜欢叫它达子香。因它在极寒条件下开于百花之先，所以山里人又亲切地称之为报春花。达子香生命力极强，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下孕育花蕾、生生不息。达子香，浓郁的乡土气息中透着铁路人的风骨，是严寒中盼望春天的象征。

　　从那以后，我们几乎天天晚上放下饭碗就奔向“根据地”。编辑意向、栏目设置、编印事务乃至出刊后的发放等，“周老编”胸有成竹地娓娓道来。而每当我们掀开棉门帘、走出文化宫大门的时候，狂风暴雪常常席卷而来。一串串脚印很快被覆盖，欢声笑语随风飘散、与雪共舞。

　　“编辑部”的人都是凭爱好，尽义务，白天上班，晚上办刊。那时候没有双休日之说，只有星期天是休息日。每到星期天，我们基本都聚集在文化宫里。作品暂时征集不上来，身边的几个人各自发挥专长，一边创作，一边筹集。期刊很简朴，但栏目很丰富，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歌曲以及中小学习作园地、文艺评论等一应俱全。

　　采集作品还不是最大的难事。最大的难事是把修改好的文章变成印刷品。小镇上没有一家铅字印刷厂，“编辑部”也没有经费去做铅字印刷，我们就请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动手刻钢板，就是把蜡纸铺在一块专用的带细纹网状的钢板上面，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字。薄薄的蜡纸轻如蝉翼，稍不小心就会划破，印刷时极容易透墨，影响美观。一张蜡纸小心翼翼地去刻，最多也就能印出四五十页。一次期刊要出100本，一本按40页计算，那就是几千张。铁路中小学的美术老师听说了，就自告奋勇一展身手。几名“编辑”按照各自负责的栏目，把修改完的稿子发到执笔人手里，大家各自为战，期到必成，分头印刷。所以，同一期刊印刷出来的字迹就是“百花齐放”。

　　《山花》人气越聚越旺，“编辑部”一再扩编。文化宫狭小的二楼忙不开就到楼下大厅，有时候还要把刚刚印完的作品活页摆到舞台上晾干。一到临近出刊的时候，文化宫里热闹的场面就像是为谁家的姑娘忙出嫁。

　　经过一个冬天的紧张忙碌，伊图里河铁路分局的第一个文学期刊《山花》迎春而至。这一天是1980年5月23日。创刊号首发9个栏目、20多件作品。透着墨香的《山花》在曙光中诞生，印了上百本，被一抢而空。

　　《山花》的创刊，为大兴安岭吹来文艺创作的新风，不仅促成了铁路分局第一代“作家群”的诞生，而且带动和影响着林区铁路、林业、农牧场、猎村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山里铁路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诗歌朗诵会、作品讨论会、改稿会、创作歌曲演唱会，文学文艺创作的舞台越搭越大；摇篮文学社、新星文学社、北方雪诗社在中小学校如雨后春笋；文学爱好者成绩斐然，作品走出了大山，刊发在《人民铁道》《中国铁路文艺》《北方文学》《草原》《骏马》等报刊上。同时，岭上企业间、行业间的文化交流也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

　　就这样，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天，靠刻钢板、推油滚的《山花》休刊了。伊图里河铁路分局成立了文联，有了彩色印刷且定期出版的文学期刊《兴安松》。从《山花》到《兴安松》，整整过去了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