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广猛
那是一座普通的小站，只有两个站台。主站台上并排着一高一低两座建筑。高的建筑两层，是指挥东来西去列车的信号楼，矮的是一长排平顶房屋，是工作人员休息的宿舍。墙皮都粉刷着金黄色的乳胶漆。中间二站台上，有一个钢架支起的遮阳棚，蓝色的玻璃钢瓦久经日晒雨淋，已褪了颜色，站在那里稍显落寞。
车站的护栏外面，是一大片银杏树林。每次列车进站停车，检查机车完毕后，我都喜欢从车窗里遥望那片银杏林。尤其傍晚时分，夕阳轻轻洒下金色的纱幔，一棵棵银杏树亭亭玉立，就像一排排卫士，陪伴守护着小站。它们见证着小站的成长和变迁，岁月的年轮不曾改变它们挺拔的身姿。有风吹过来，扇形的叶子随风摇曳，似在向我招手，也像在迎风歌唱。银杏树的美，在于它随季节变换着颜色，春天是嫩绿，夏天是深绿，最美的还是秋天，灼灼地炫着金光，与车站一高一低两座黄色建筑遥相呼应。数条钢轨在阳光的照耀下，也泛起道道金光，就像闪亮的五线谱，把车站与银杏林连缀成一幅油画。
我开着火车从小站通过的时候，在遮阳棚下总会望见那个助理值班员高大的身影。他穿着路服，手里拿着信号旗，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雪雨，都站得那么挺拔，看站姿应该是个当过兵的人。我开着火车通过车站，向他鸣短笛示意。他向列车行注目礼的时候，其实是在观察通过列车和装载货物的状态是否正常。
有时候进站换挂列车，他会到车上交接货运票据。记得第一次听到他说话，我一愣，怎么跟值班员联控的声音那么像？我忍不住问他。他听了爽朗一笑：“那是我哥，我家哥仨都在这个车站上班，车站值班员是我大哥，我是助理值班员，还有个弟弟是调车员。”
老大高值班，我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每当我进行车机联控的时候，他回应的声音最有辨识度，普通话略带日照口音，颇具喜感，不过中气十足，声音洪亮。据说，车站值班员是铁路“说话最多”的一个工种。仔细想来，一趟列车从进站到开出，中间要经过预告、进站、出站的主体信号，确认接车线，布置进路，交接行车凭证等10多个作业环节；其间，需要向车务、车辆、机务等各个岗位下达几十个指令，还要与列车调度员、相邻车站值班员、信号员、助理值班员进行各种联控。就拿与我们火车司机的联控来说，有时候因为无线电话音杂听不清楚，他们会反复呼叫，直到司机能一字不错地复述联控指令，这样算来，他们“说话最多”，真不是虚言。
难能可贵的是，每次联控听到高值班的声音，都是一贯的响亮如初。直到今天，那个“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有时还在我耳畔响起。
看到老三的情形，每次都是画面感十足，只见他双脚站在车辆的车梯上，双手抓紧车梯扶手，有时身体“挂”在车厢外面，随着车辆一起行进，进行车辆摘解与编组连挂。
当我操纵机车推进车辆运行、再去加挂其他车辆时，他就站在行进的车辆上。他是我瞭望前方距离的“眼睛”。调车员站在最前方车辆的脚梯处，仅凭目测，就能准确说出机车距离障碍物的距离。我听到他在对讲机里清楚地朝我发出指令：“十辆，五辆，三辆，减速，停车，大车，连挂！”
有时看见他大踏步助跑，一个健步抓紧了行驶中的车辆，开始了紧张的作业，摘管、排风、复检、提钩，动作一气呵成，干活真是麻利。
一批调车作业通知单完成以后，我在司机室里也忍不住赞叹，朝他喊：“师傅，活干得漂亮！”他仰着头朝车上笑着，有时候还不忘自嘲一句。
调车员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常常在行进中的车辆上、下作业，精力必须高度集中，动作要求迅速准确。有时天近腊月，调车时我必须开着车窗进行作业，寒风“嗖嗖”往车里灌，调车员站在车梯上，抓着扶手，身体挂在行进的车辆上，他们还不能穿太厚重的棉服，工作起来不方便。想到他们，我时常告诫自己，一定要把车开得稳一点、再稳一点。
“我们哥仨不在一个班上，逢年过节，货运任务繁忙，货多车多，不是我哥他们加班，就是我加班，很难凑齐都在家，好在家人都习惯了。”老二憨厚地笑着说。
作为一名火车司机，我有幸近距离了解、观察他们的工作状态。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在脚踏实地履行职责；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却用满腔热情和乐观的心态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着闪光的人生。
一晃20多年过去了，兖石铁路从最初的单线运行，完成了双线改造与电气化改造，那座小站早已完成扩建改容，也更换了名字。可我依然记得那3个兄弟，他们现在都到了快退休的年龄，那座小站记录了他们的金色年华。
那是一座普通的小站，拥有的却是一座山的名字——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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