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渭
我到今天还记得入党的日子——1960年6月18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这一天，我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3年10月，我在苏州站学习售票员3个月；1954年1月，调至位于江南古镇的浒墅关站当售票员。每天除了售票，还要兼办行包的托运、检票和收票等业务。
半年后，我调到唯亭站做扳道员。唯亭是阳澄湖畔的一座小镇，车站有三股道。跟师傅学习3个班后，我被安排在西扳道房，负责一号和三号道岔的扳动和道岔清洁保养工作。扳道房是约1平方米的木板房，在一号道岔旁，天热靠自然风，冬天房内放一个煤球炉取暖，晚上点一盏煤油灯照明。
那时，列车密度不高，不过铁路对保证列车安全非常重视，规定每趟列车通过前后，都要对道岔护轮轨、叉心等一一检查，并及时向值班员汇报设备情况。
当时，车站没有电灯，每逢夜班，要将3盏煤油灯点亮，一盏挂在臂板信号机上，两盏挂在道岔标杆上。天亮后，分别取下煤油灯，擦亮灯罩，加满油，等晚上再用。列车进站停车或通过，司机主要看臂板信号机的显示，夜间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扳道员都要到50米外的地方，去确认信号机的灯光显示是否正常，并向值班员汇报。
一个漆黑的夜晚，夜里2点多钟，一趟下行旅客列车要通过车站。接车前准备工作都已办妥，列车也已从相邻的外跨塘站开出，可就是迟迟不见列车到来。我再次去信号机外确认信号，然而信号机上两个绿灯均显示正常。
40多分钟后，远处弯道上有亮光，我通知值班员接车。列车通过车站时，值班员从司机交下的路牌袋内发现一张纸条，打开一看写着：“在区间铁路内发现一障碍物，即采取紧急停车并通知运转车长一起查看情况，在机车停车前约100米的铁路内有一块大石头，铁路北面是一个村庄，没有看见行人。”值班员看见纸条后，即刻向上级调度做了汇报，由于司机及时发现障碍物，采取紧急停车，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
在唯亭站，我工作积极认真，行车安全无事故，被评为车站治保模范。我曾两次向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
1956年6月，我被破格提职，到开站近两年的新北乡站担任车站值班员。新北乡站位于昆山站与正仪站之间，是一座前无店后无街的小站。
那时候的火车行车调度虽然没有如今这样现代化，但人们通过严谨的设计，确保列车运行安全。旅客乘坐火车，需要火车票作为凭证，火车司机驾驶火车前行，也需要进入前方站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块铜牌。铜牌原本放在室内的闭塞机里，火车快要通过时，经电话确认，我就从闭塞机内取出一块铜牌，放入专用的路牌袋内，由助理值班员安放在正线路牌架上。然后，我再向东西扳道员下达扳道指令，并到站台上去确认道岔标志显示正确与否。正确，列车就顺利通过本站了。
雾大、雨大、能见度极低的时候，臂板信号机上都要挂上煤油灯。有一年，江苏、上海一带刮起巨大的龙卷风，天漆黑，雨狂下，东扳道房一名较胖的中年板道员害怕了，他不敢将3个煤油灯挂上信号机。我听说后，立即帮忙挂上。
次年，我担任车站团支部书记。为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我发动青年在车站空地上用两根报废的枕木作立柱，装上一根铁杆，架起了一副单杠，再挖一个坑，填入黄沙，跳远跳高的沙坑就建成了。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即利用休息日去上海、苏州购买各类电器材料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装上天线后也能收到多个电台节目。我们还步行10公里到昆山看电影，买回的各种报刊成了我们的精神食粮，大家相互交流着看。团员青年有时下夜班不休息，去苏州站义务卸煤，大家劲头十足，每次都干得热火朝天。
1960年7月，我离开了培育我成长的小站，到昆山中心站机关工作。我常常想起那些工作过的小站，想起那些以苦为乐的日子。它们在我的青春岁月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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