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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文化

参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杰出代表刘麟祥

发布时间:2017-11-16

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左二为西林,左四为刘麟祥。

1953年,滕代远部长带领苏联专家到武汉长江大桥前期汉水铁桥工地视察。左五为滕代远,左一为刘麟祥。

 

  今年10月是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60周年,我不禁回忆起当年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伟大创举以及这所“桥梁大学”所培养的大批人才,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有刘麟祥。

  武汉长江大桥

  施工处处长刘麟祥事迹

  今年初,原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之子滕久昕发表文章《滕代远情系武汉长江大桥》,详细介绍了当年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过程。文中提到他父亲回忆录里的一段话:“这个桥的质量至少保证一百年。”滕代远秘书卜占稳在日记里写道:“(滕代远)说,这座大桥修好了,可以培养我国建桥的大批人才,训练出更多的工人修桥队伍,总结出建桥的经验。……人员调谁给谁,他使用的最得力的干部也同意调,如刘麟祥同志。”滕久昕在文章中又接着说:“刘叔叔一直跟在父亲身边……俄语非常棒,文字翻译也是一流……武汉大桥施工进入攻坚阶段,大桥局苏联专家来了许多,翻译不够用,父亲毅然决定把自己身边工作多年的刘麟祥调给大桥局。”

  1953年,刘麟祥随滕代远部长带领苏联专家到武汉长江大桥前期汉水铁桥工地视察;之后,刘麟祥被派往苏联见习桥梁建设工程;回国后,调到武汉大桥工程局任施工处处长。

  在大桥局,刘麟祥是局长彭敏的得力助手,他亲自参与见证大桥建设工程中的风风雨雨。1954年7月,以康士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组陆续抵达大桥局并开始工作。西林提出大桥基础不宜釆用“气压沉箱法”而改用“管柱钻孔法”,在苏联受到老一辈专家否定,在大桥局也遭到其他苏联专家反对,但得到中方领导支持,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刘麟祥参与其间,尽心尽力。在大桥局施工处处长任内,他不仅担任重要的翻译任务,而且深入施工第一线支持西林等苏联专家的工作,并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日夜奋战,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之后,他又被调往南京参与第二座长江大桥的建设。

  1960年,刘麟祥被调回国际眹络局(原国际联运局和翻译科改名专家工作室合并后的名称),任研究处处长;然后被派往华沙铁路合作组织任科技顾问;“文革”期间,他被调回国内;“文革”后,他到铁道部基建总局,先后任施工处处长、基建总局副局长和代局长;后调任铁道部科技局局长,在任期间突发肺癌,术后离休养病。

  在养病期间,刘麟祥心系铁路基建和大桥建设工作,怀念滕代远、吕正操和彭敏等老领导以及一起工作的西林等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2010年10月,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53年之际,《北京青年报》刊登了滕久昕写的《父亲滕代远参与领导武汉长江大桥修建始末》。刘麟祥在病榻上见到该文复印件之后,不胜感慨,指着文中图片上滕代远前面的小孩说,那就是滕久昕。

  滕久昕在文中指出,大桥局在施工中涌现出众多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多人荣获全国、全路先进工作者称号,大桥建设培养和提拔了153名技术人员、90名工程师,使得3724名优秀工人掌握了先进技术……施工处处长刘麟祥就是这所“桥梁大学”培养的杰出人才。

  国际联运外事工作中

  发挥才干尽心尽责

  1950年7月18日,中苏铁路联运谈判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吕正操副部长,主要翻译是刘麟祥。1951年3月14日,吕正操副部长与苏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中苏铁路联运协定》。1957年5月至6月,国际铁路客货联运代表大会(第三次)、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届主管铁道部长会议相继于北京举行。这两个会议均由滕代远部长主持,主要翻译还是刘麟祥。后一个会议讨论了中国铁路对索菲亚举行的第一届部长会议提出的《铁路合作组织章程》(中国政府未批准)部分条文的修改建议。会议采纳了中方意见,如将会议成员不能出席会议时可以授权别国部长,改为可以授权本国副部长或政府委任的其他人员出席;专门会议决议通过原则由多数通过改为一致通过,决议不能一致通过时,将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都记在会议记录内;铁路合作组织一切文件使用的正式语音规定为中文、德文和俄文,3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以往规定是俄文具有法律效力,中、德文为译文)。

  在这些重要会议上,刘麟祥作为主要口语和文字翻译,在中、俄文表达的正确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50年中苏谈判时,我还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1957年的两个会议我虽然参加了,但只是秘书组的工作人员,对会议讨论情况仅有所耳闻。1965年3月,在河内召开的第十届部长会议,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会上,各国代表争论激烈。在会上,我聆听了刘麟祥为吕正操部长发言的翻译,大为惊讶。他翻译的俄语简直是一个词一个词蹦出来的,这同我在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他为苏联专家翻译报告时的流畅程度截然不同。可见他在重要会议上的敬业精神和谨慎态度。

  此外,刘麟祥还参加铁路合作组织的多次会议。这些会议主要涉及东西方联运和过境铁路货物运价等敏感问题以及经济利益问题,各方争论比较激烈。刘麟祥作为主要翻译或发言人充分表达了我方意见和立场。

  原则性强 关心同志

  幽默风趣 家庭和谐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有幸同刘麟祥一起多次参加国际联运方面的会议,接触较多,更加了解他的为人。

  1962年底,我们一起出国参加会议,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停留,重进机场边防时,苏联边防军查验护照,团长查护照后进场。轮到刘麟祥时,边防士兵不看护照就说“请进”(意为自己人),只见刘麟祥将护照往桌子上一拍,大声说:“我是中国人!”士兵傻眼,拿起护照查验后放人。

  上世纪50年代初,评翻译职称时,刘麟祥力排众议,强调翻译科的某些同志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他们的工程技术水平并不比同校毕业的工程师们差,而俄文水平更强一些,就让他们做翻译工作,工程师能评一级、二级工程师,这些翻译也应评为一级、二级翻译。上级部门釆纳了这个意见。因此,翻译科和后来的专家工作室有了一批高水平的翻译人员。

  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刘麟祥和我乘坐国际列车出国,在车上五六天,交谈甚多,我获益匪浅。我的俄语水平差,口语说不出、听不懂,想找一位混血的同事家属业余补习,征求刘麟祥的意见。他劝我专心研究国际联运运价,我考虑他的意见是对的,就听从了他的意见,因为运价涉及各国经济利益,经常是历届部长会议争论的焦点,我应专心研究。

  刘麟祥家庭和谐,与夫人赵树志相濡以沫近60年。赵树志称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丈夫,严慈的好父亲、好祖父。他特别关注孩子教育,严格要求子孙,一家人生活简朴,热情好客。

  刘麟祥1924年生人,是俄罗斯血统的中国人,1946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祖国的外事工作中,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在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中,他参与多项铁路抢修、新线和大桥建设,競競业业,认真负责,做出了卓越贡献。